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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界也闻风而动，于二〇一七年三月推出了中文版，更名为《哈佛中国哲学课》（中信出版集团，下引此书只标页码）。

礼是宗教、政治、社会、伦理、道德、法律之综合体，其实质是道德人文主义的，强调人文教育与感化。先秦、秦汉典籍中，多以乐的特质与功能为和。

中士的俸禄比下士多一倍，上士的俸禄比中士多一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四倍，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总体上说，礼乐教化或礼乐之治，有助于社会安定、人格完善，至少有助于上层社会的文明化与下层社会的移风易俗（亦是文明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儒家强调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主体性，但儒家人己、人物关系，是交互主体性的。

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殊事合敬者也。心物合一、体用不二的心学本体规定，保证了主体的先验完满具足性，并为主体的实存提供了最终的理性依据。

[3]、[6]、[13]、[23]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1册，第50、45——46、44、65页。先验心学显示出了一种更加坚决彻底的现象学还原的态度。三、现象学的方法论 王阳明哲学的认识论表明，先验心学是一种彻底主体性的哲学，主体及其生存活动是一切客观事物和绝对存在的根据和中心。简言之，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

王阳明的哲学亲切简易，贴近现实人生，独出新意又不脱离中国文化传统，不仅在明、清之际显赫一时，而且在近现代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思想家和革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方法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亦被称为Epoché，意为悬置中止判断，含有对先验意识以外的东西排除或使失去联系之意。

[7]、[10][11]、[14]、[19]、[20][21]、[22][27][28]、[30]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1册，第123、111、97、128——129、112、122、109页。贝克莱把实在世界消解为纯粹意识现象，陷入了心理主义的泥淖。[2]、[8]、[9]、[12]、[15][18]、[25]、[26]、[29]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1册，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35、29、14、38、8、18、35、22页。在此意味上，王氏心学是一种颇具现代色彩的存在论的先验现象学。

王阳明十分强调这一点，认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实施现象学还原的途径，王阳明认为有直觉顿悟和渐修省察两种。现实生活中人之道德沦丧，世风的败坏，无一不是人之心性败坏所致。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人与事物对象是一种互体的存在，二者互相发用流行。毕竟王氏之心不同于近代西方认识论传统中的心的概念，它既是认识主体，又是行动主体。

在这个现象之域中，任何主客体的分别都是毫无意义的。实存者的行动选择完全由一己的心意而发，无须借助任何外在的偶像或权威，更不受制于外在事物和环境之影响。

原载《商丘师专学报》1999年05期 进入专题： 存在主义 王阳明 。人之生存体验并非被动地受动过程其次，现代大众传媒的昌达，以信息传播代替了耳提面命的知识传授，打破了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垄断权利，使其失去了古典时代说教者先知般的令人尊崇的灵光。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推行王道政治的意识形态体系。庙堂意识推而进之，顺延变为一种精英意识。原载《中州学刊》1998年06期 进入专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

这使它们极易滋生一种跻身仕途、宰治天下的天命感，并在参政之后，常常以博施济众、老安少怀的道德理想代替制度层面的政治设计和政治操作，致使国家政体缺少相应的监督机制和批判系统，沦为卡理斯玛型统治，即英雄权威引导型政治。士志于道的理想规约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即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人生鹄的，其现实的落脚点是内圣外王。

在的士赚钱易，个体最难敌。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的美好合和，成为古代士人追求的理想目标，数千年同施于此胶彼漆中（黄宗羲语），使中国古代文化板结为一个价值一元论的独特的封闭结构。

借用后现代文化理论，它们执行着元话语（metadiscourse）的职能。二者之中，德无疑最为重要，因为立德在内体现为实践主体的意志活动，在外则化为建构社会政治秩序的效用。

首先，伦理道德化的独断性质取消了各类知识系统的自律性，甚至使它们彼此之间界限模糊不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一切知识活动皆须服务于经世致用的目的。在此境遇之下，人们面临着一个新的文化使命：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消解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对传统言与德的文化言路进行改造和重组，确立和伸张新的道德主体及其合法性位置，重建德性，确立道德、社会态度和人们责任的合理化原则，以创建一个新的意义世界。

士……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立功即是向帝王尽忠，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效力。

注释： ①张志扬：《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其中立德是根本，它是社会的最高价值。

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以及夫宇宙绵渺……岁月飘忽……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他们更多的把追求真理与明辨真假、是非、善恶、美丑作为人生的乐趣。

‘道即‘天人合一，天理人伦的自然之道，道下贯而成人的道德之性，即仁即诚①。立德者不仅自己要把道德精神作为人生定向，还要向世人树立一种圣贤人格而为千古典范、万世师表。此外，文化的伦理中心主义取向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文政一体的独特的政治景观，铸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圣贤神话。⑥在此方面的努力者首先当推张志扬先生。

精英意识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把自己置于代圣贤立言的位置，视自身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主体，即社会良知的代表，对社会自觉地省察、批判，承负起超出自身知识追求以外的社会职责，以道德理想主义取代知识的探究，并把它施行于社会生活中去，静而圣，动而王。中国文化的这一性向，可以说发轫于儒家文化的原创者孔子那里。

②参阅郭沫若《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重人伦教化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拒绝纯粹的知识探求和对超验世界的玄思势所必然。

立功的伦理意识，在古人那里总是体现为立德、立言的语用认识。言与德的实现决非停留在静观冥想的直观境界或理论思辨的逻辑推演方面，它们必须身体力行，即通过知识主体的道德实践或社会实践外化为一定的物质形态（如志功、著书等），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影响。